中國古代質量管理原來是這樣……
秦朝為了鞏固統治地位，推崇法家以嚴刑峻法治國的思想，“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廣于勝法。勝法之務，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嚴刑”，“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奸，無奸則民安其所樂”(《商君書·開塞》)。當時的質量管理體制就是在這種重刑思想下建立起來的。
秦朝沿襲先秦傳統，設少府負責管理手工業制造，并設有專門管理手工業的機構，稱為“工室”。秦始皇下令統一全國度量衡，監制了大量度量衡標準器發至各地，規定度量衡器不符合標準要予以處罰，手工業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須每年至少校正一次，“縣及工室聽官為正衡石贏(累)、斗用(桶)、升，毋過歲壺(壹)”(《睡虎地秦墓竹簡·工律》)。
秦朝每年對官營手工業產品質量實行考查，“省殿，貲工師一甲，丞及曹長一盾，徒絡組廿給。省三歲比殿，貲工師二甲，丞、曹長一甲，徒絡組五十給”(《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產品被評為下等的，對工師、丞、曹長和一般工匠處以不同等級的罰款，連續三年被評為下等的處罰加重，卻不見對評為上等的進行獎賞的規定，這種質量管理制度與當時重刑輕賞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秦朝重刑思想對于質量管理的影響最突出地體現在大興土木帶來的繁重徭役當中。《睡虎地秦墓竹簡·徭律》規定百姓不僅要無償服徭役，還必須保證工程質量，“興徒以為邑中之紅(功)者，令嫴堵卒歲。未卒堵壞，司空將紅(功)及君子主堵者有罪，令其徒復垣之，勿計為徭”，政府征發徒眾作城邑工程，建造者要對所筑的墻擔保一年，如果不足一年墻壞了，必須重新修筑，而且不計入服徭役的時間。工程浩大的秦長城、氣勢恢宏的秦始皇陵兵馬俑、至今仍在發揮作用的靈渠……秦朝之所以能夠創造質量史上的諸多奇跡，都是由于對工程質量的嚴苛要求和對黎民百姓的無限壓榨。毋庸置疑，這種暴政式的質量管理體制并不可取，它同樣是導致秦朝建立十余年就宣告覆滅的重要原因。
漢初經濟困頓，為了恢復經濟發展，實行休養生息政策，重視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說。到漢武帝時經濟發達、社會穩定，統治者為鞏固專制統治，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法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影響弱化，儒家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占據統治地位的局面開始形成。
漢朝由大司農和少府兩個機構管轄手工業，在地方設工官和鐵官，基本上沿襲了秦朝體制，絲織、陶瓷等手工業得到了發展。武帝出于政治目的(聯合大月氏抵御匈奴)派張騫帶著大量絲綢從長安城出發出使西域，反而打通了西域各國了解中華文明的文化傳播之路。
到唐朝時，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對外貿易盛況空前，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和開放包容的文化氣度引發了文化交流的大潮，出現了萬朝來賀的景象，增強了儒家文化的輻射力，日本曾先后派出十幾批遣唐使來中國學習儒家文化。絲綢、瓷器等成為中華文明的載體，通過海、陸絲綢之路抵達歐洲、日本、東南亞、印度等國家和地區。質地精美的出口器物激發了西方對于中華文化的向往和認同，也反過來影響了唐朝的質量管理制度，進一步促進了中國手工業產品產量的擴大與質量的提升。
作為盛世王朝，唐朝十分注重質量管理。工部主管官營手工業，下設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五署及諸冶、鑄鐵、互市等監”，將作監“掌土木工匠之政，總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等署，百工等監”，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新唐書·百官志》)
唐朝的新工習藝制度比前代更為嚴格，“細鏤之工，教以四年；車路樂器之工，三年；平漫刀架之工，二年；矢鏈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異嘖之工，九月。教作者傳家技，四季以令承試之；歲終以監試之，皆物勒工名”(《新唐書》卷四八)，精細工藝學習時間長達四年之久，習藝的新工每個季度和每年年終都要接受考核。工匠制造器物由官方立樣，“諸其造弓矢長刀，官為立樣，仍題工人姓名，然后聽鬻之。諸器物亦如之”(《唐令拾遺》關市令第二十六)，制作流程進一步規范化、標準化。
唐朝對于入市商品的質量要求十分嚴苛，規定“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各杖六十。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即造橫刀及箭鏃用柔鐵者亦為濫。得利贓重者，計利，準盜論。販賣者，亦如之。市及州縣官司知情，各與同罪；不覺者，減二等”(《唐律疏議》卷第二十六雜律·器用絹布行濫短狹而賣)，嚴懲在市上出售偽劣產品的行為，因出售質量不合格物品漁利較多的，不僅自制并出售物品的人要予以嚴懲，販賣質量低劣物品的人也要接受同等處罰，市官和州縣官司知情的處同等刑罰，不知情的減二等處罰。
較為完善的機構設置、合理的職權分配、嚴謹的工匠培養制度、嚴格的制作過程把關、較高的市場準入門檻、官商同罰的懲罰措施等成為唐朝質量管理體制的突出特點。
四、統治者的文化身份與宋朝以后的質量管理體制
與唐朝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圍不同，宋朝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為進一步維護和鞏固封建倫理道德，出現了否定人欲、空談仁義道德的現象。這種思想上生命力的減弱體現在宋朝統治的方方面面：少數民族來犯，膽小怯懦的宋朝皇帝采取了求和態度，每年向夏、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交納稅幣；政府和軍隊中冗官冗兵現象嚴重，人浮于事；質量管理體制上也多承唐制，較少創新。
宋自神宗起設監、少監、丞、主簿各一名負責手工業管理。手工業管理官員要“庀其工徒”(《宋史·職官志五》)，即管理習藝的新工匠；“察其程課、作止勞逸及寒暑早晚之節，視將作匠法，物勒工名，以法式察其良窳”(《宋史·職官志五》)，檢查工匠任務的完成情況，通過“法式”來考察其精粗、好壞。所謂“法式”，即是供當時官營手工業遵循的標準制式，宋朝注重手工業生產的標準化和定型化，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法式”。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用大量篇幅規定了各種工程的制度標準，例如，它規定在設計、建造房屋時以“材”為依據，并且總結了“材分模數制”，可以有效地降低材料造價，提高施工效率，確保工程質量。
唐律規定對制造和出售行濫、短狹物品的予以嚴懲，宋律沿襲了這一規定，但市場上行濫盛行，屢禁不止。隨著市場交易中行濫現象愈演愈烈，宋朝各代皇帝先后頒布了相應的詔令進行整治，但仍是禁而不止。
宋朝行濫盛行的原因比較復雜，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當時實行的法制具有明顯的滯后性，已經無法適應高度發展的商品經濟。宋朝律典基本上全部承襲唐律，殊不知宋朝時期的社會環境、經濟發展狀況和市場交易行為與唐朝已有很大差異。敕雖然具有變通性，卻是在社會弊端出現之后由戶部上報皇帝，請求審批相應的解決措施，往往是亡羊補牢，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收效甚微。另外，負責具體執行法令的官吏對市場管制的不力也負有相當大的責任，這主要歸咎于嚴重的冗官現象。
蒙古族滅南宋后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他們雖兵力強盛，卻在文化上處于弱勢地位，或許正是這種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導致蒙古族實行了慘無人道的屠城政策。但“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馬克思，1987)，元朝統治者意識到源遠流長的中原文化不可能被輕易撼動后，不得不向這一強勢文化低頭，以順應的姿態來維護自身的統治，形成了文化認同與文化拒斥的雙重心理特征。
元朝統治者非常重視發展手工業，但他們缺乏有技術、有經驗的手工業者，一些能工巧匠籍此逃過屠城一劫而存活下來。元政府通過強制手段把各地的工匠集中到京城，設立了官營匠局進行管理，規定匠不離局，要求手工業者子孫承襲其技藝，禁止改業。不可否認的是，元統治者實施的匠籍制度極大地促進了元朝手工業的發展，“國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凡鳩天下之工，聚之京師，分類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給之食，復其戶，使得以專于其藝，故我朝諸工制作精巧，咸勝往昔矣”(《元文類》卷四二·諸匠)。但嚴酷的人身奴役使手工業者缺乏歸屬感，毫無限度的勞動剝削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匠籍制度反過來成為元代手工業進步的阻礙因素，導致了大量粗制濫造的手工業制品的出現。
明朝時漢人重新當權，為加強中央集權，在總結唐宋法制的基礎上，對法典結構進行了大幅度調整。為保證建筑工程質量，《大明律》規定“凡軍民官司有所興造，應報告上級批準，不經批準而非法營造者，各計所役人數計工錢坐贓論。營造計料、申請財物及人工不實者，笞五十；若財物和人工已費，各并計所損財物價及所費雇工錢，重者坐贓論”(《大明律·工律·營造》)，禁止非法營造，要求如實申報材料、人工及財物用量，違犯者予以處罰。工程營造應挑選身強體壯的工匠，采購上好原料，“凡役使人工、采取木石料及燒磚瓦之類，虛費工律而不堪用者，計所費雇工錢坐贓論”(《大明律·工律·營造》)，懲處以次充好、偷工減料的營私行為。建筑師對所主持工程存在的質量隱患承擔責任，“若有所造作及有所損壞，備慮不謹而誤致人死亡者，以過失殺人論，工匠、提調官各按應承擔的責任論罪”(《大明律·工律·營造》)。橋梁道路工程要經常派人檢修，保證正常通行，“凡橋梁道路，府州縣佐貳官提調，于農隙之時，常加點視修理，務要堅完平坦。若損壞失于修理，阻礙經行者，提調官吏笞三十”(《大明律·工律·河防》)，因檢修不及時阻礙交通的予以懲處。明清建筑工程的質量管理涵蓋了從興造計劃申報，人工、材料挑選，到建筑施工和完工后的檢查修補等各個階段，已經比較完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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